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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中国风：遗失在西方时尚史的中国元素 </p> <p>休&iddot;昂纳 著 刘爱英 秦红 译 </p> <p> </p> <p>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1版 (2017年1月1日)</p> <p>外文书名: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p> <p>精装: 304页</p> <p>语种： 简体中文</p> <p>开本: 16</p> <p>ISBN: 9787301246139</p> <p>条形码: 9787301246139</p> <p>商品尺寸: 24.2 x 17.6 x 2.6 cm</p> <p>商品重量: 780 g</p> <p>品牌: 北京大学出版社</p> <p>ASIN: B06W52TQX6</p> <p>定价：99.00</p> <p> </p> <p>《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恢弘的气势、严谨的考察和细腻的分析使其成为西方为数众多的中国风相关著述中的经典之作，至今无出其右。从17世纪始，欧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这场中国风发端于11世纪，得到了马可&iddot;波罗、圣鄂多立克等曾旅行中国的冒险家们、传教士们的有力助推，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后，从17世纪开始全面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对所谓的中国风尚趋之若鹜；中国风更直接形塑了西方时尚目前的洛可可风格。这场中国风在18世纪中叶时达到，直到19世纪才逐渐消退。华托、布歇、皮耶芒、齐彭代尔、钱伯斯、瑞普顿等的艺术家、设计大师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设计师、工匠所创造出的众多中式建筑、艺术品和工艺品为后人记录和保存了它席卷欧洲大陆的深刻痕迹。作者以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细腻笔触和艺术家的敏感梳理了西方文化中中国风的兴起、兴盛及其衰落、流变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诚如作者所言，在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神州并非真实的场景，而仅仅是一个幻境；虽然不乏中国元素，但像哥特风一样，中国风归根结底仍是一种欧洲风格，它表明的是欧洲人对一个在距离上遥远、心理上神秘的古老国度的理想化的认识和理解，而非某些汉学家所言，仅仅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p> <p> </p> <p> </p> <p> </p> <p> </p> <p> </p><p>编辑推荐</p> <p>《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图文并茂、形象直观、高端大气：中文版配了400多幅插图，让读者可以直观感受到西方“山寨”中国产品的独特视觉形象和美学意蕴，趣味盎然。</p> <p> </p> <p>作者简介</p> <p>作者：（英国）休&iddot;昂纳（Hugh Honour） 译者：刘爱英 秦红</p> <p> </p> <p>休&iddot;昂纳（Hugh Honour），英国当代的艺术史家，1927年9月26日生于英格兰南部苏塞克斯郡海岸城镇伊斯特本，毕业于剑桥大学圣凯萨琳学院（St Catherine's College）。他与自己的终生合作伙伴约翰&iddot;弗莱明（John Fleming）合著的《世界艺术史》（A World History of Art，1982）早已为许多中国读者所熟悉，该书以人类的文明发展为纵轴阐述艺术史的演变，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资料新、阐述为完整的艺术史通史。1972年，休&iddot;昂纳被推选为英国文学院院士。</p> <p>刘爱英，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研究。代表作有《塞缪尔&iddot;贝克特：见证身体之在》《贝克特英语批评的建构与发展》等著作和论文。</p> <p>秦红，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p> <p> </p> <p>目录</p> <p>序</p> <p>章 神州幻象</p> <p>虚构的大陆</p> <p>大汗的帝国</p> <p>进贡的使团</p> <p>哲学家的帝国</p> <p>神州的衰落</p> <p>第二章 中国风之开端</p> <p>赛里斯国：丝绸之国</p> <p>中国：瓷器之国</p> <p>东印度公司</p> <p>从“中国产品”到中国风</p> <p>英国：茶之国</p> <p>第三章 巴洛克式中国风</p> <p>路易十四宫廷中的中国风</p> <p>凡尔赛之典范</p> <p>王朝复辟时期的中国风</p> <p>织工的牢骚</p> <p>巴洛克式中国风</p> <p>第四章 洛可可式中国风</p> <p>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猴子和中国官吏</p> <p>瓷</p> <p>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洛可可式中国风</p> <p>意大利式中国风</p> <p>第五章 英国洛可可式中国风</p> <p>英国的中国迷和讽刺作家</p> <p>中式阁楼</p> <p>第六章 中英式花园</p> <p>优雅的无序</p> <p>英中园林</p> <p>第七章 中国风的衰落</p> <p>中式风格与新古典主义</p> <p>路易十六时期的中国风</p> <p>王子与凉亭</p> <p>第八章 中国与日本</p> <p>中国风的幸存与复兴</p> <p>日式风格</p> <p>后记</p> <p>附录</p> <p>译者后记</p> <p> </p> <p>序言</p> <p>已经有不少鸿篇巨制阐述过欧洲与中国之间在艺术、经济和哲学等各方面的联系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著作将来还会出现得更多。不过本书不在其列。本书是为那些像我自己一样的人而写的：我们对中国艺术知之不多，同时又想知道，我们称之为“中国风”的欧洲风格究竟是怎样出现的，而且为什么会出现。我也只能从一个纯粹的欧洲人的立场来探讨这个问题，以便考察从中世纪至19世纪这段时间里，西方的艺术家和工匠如何看待东方，如何表达他们对东方的认识。这是因为，中国风是一种欧洲风格，而不是像一些汉学家常常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它所表明的是一种思想方法，同催生出18世纪哥特复兴的思想方法相仿。正如草莓山和芳特希尔教堂的建筑师凭借一幅色彩艳丽的中世纪图画就能引发人们的奇思异想一样，尚蒂伊城堡的“大猴子室”(Grande Singerie)和阿兰胡埃斯的瓷器厅这些中国风杰作的设计者们，则把他们对于一个同样充满奇思妙想和诗情画意、在距离上而不是年代上显得遥远的世界的认识化为不朽之作。</p> <p>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在欧洲，这种对于中华帝国的理想化认识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我因此也试图梳理艺术如何表达这一认识，以及中国风如何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的风格并反过来增进了欧洲人对于东方的了解。这个令人好奇的文化杂合过程本身就同中国的七巧板一样复杂难辨，所以好还是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吧。</p> <p>儿时的我对中国就有了十分清晰的概念。我们每天就餐使用的带有柳树图案的盘子让我看到了一幅生动的中国山水画，而我不久又听说了两个恋人的故事，他们在拱桥上被其中一方恼羞成怒的父亲追赶上了，于是化身为盘子顶端那两只翱翔于云朵间的鸟儿。</p> <p>中国服饰我也是熟悉的，因为就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我偶尔也会装扮成官吏的模样参加化装舞会。我的行头甚是齐全：刺绣的丝绸套衫、草编的软帮鞋、吊在脑后的辫子，还有粘在上嘴唇垂落下来的胡须。在我自己和别人的家里，大家指着让我看一些产自这个遥远国度的青花姜罐、色彩艳丽的搪瓷托盘以及真漆嵌板，而游历了邱园(Kew Gardens)以后，我又熟悉了它的建筑。所有这些东西就在我幼稚的脑海中勾勒出一幅中国的独特的画面：这是一个颠三倒四的国家，既有烂漫的鲜花，也有妖魔鬼怪和脆弱的建筑；在那里，大多数的欧洲价值观都被颠倒过来了。即便是时隔数年我发现这些认识全都是在欧洲炮制出来的以后，原来的那个印象依然牢牢地占据了我的脑海。</p> <p>在相对较近的这段时期以前，在欧洲很少能见到在中国为中国人制作的不是用于出口的画、陶器和家具。直到19世纪初期，欧洲读者连有关中国的准确介绍都无法看到。故此，17和18世纪的欧洲作家只得根据他们自己对旅行家写的故事的理解，塑造出一个东方学者眼中的帝国。而那些故事，有的是真实的，有的则是部分真实的，而其余的，坦率地讲，则只能是杜撰之物。同样，艺术家们也只能根据任何来自东方的材料，甭管是二手、三手或四手，提炼出他们用于创作的中国风格。很多这种中国风的器皿都会让中国人感到费解。奥利弗&iddot;戈德史密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描写他的世界公民李安济造访一位品位高雅的女士。当主人提出评论一下她庭院里那个中国庙宇美在哪里的时候，这个困惑不解的东方人却回答说：“夫人……我在这里看到的东西没有哪样不是既可以称为埃及金字塔又可以称为中国庙宇，因为那个小建筑跟埃及金字塔和中国庙宇都很像。”</p> <p>要想在一部著作里讲清楚中国风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我就得十分严格地限定本书的范围。这个篇幅(我估计读者也有足够的耐心)使我能够对制作于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那些数目众多且赏心悦目的中国风作品加以描述和说明。我也尽可能追踪历史上那些魅力且颇有情趣的作品。对那些在中国风发展过程中作用并不十分明确的中国出口器皿，我就没有进行分析了，顺便提到的除外。我也没有花费任何笔墨，去讲那些于17世纪以及后来的时间在欧洲各地(尤其是荷兰)出现的中国器皿仿品(赝品就更不用说了)。与它们所模仿的进口器皿相比，这些东西并不一定会对神州幻象产生更大的影响。</p> <p>印在正文后面的附录列出了我的一些主要的资料来源(即正文中没有注明的)，还列出了我无法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一些参考文献‐‐这都是中国风的一些有趣的反映。附录排列的顺序与划分的章节相对应，同时鉴于个别章节的篇幅较短，我还对参考文献进行了编号处理。我希望这些内容终会对有志于深入研究中国风具体风貌的人们有所帮助。</p> <p>要列完所有那些不管是在通信中还是在交谈里给我提供了建议或信息的人的名字，我得用上好几页的篇幅。他们不但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给我提供照片，而且有好几位还带我步入我不熟悉的领域，让我特别关注原本我完全会忽略掉的物件以及印刷材料。在这些人当中，我要特别感谢的有：A.F.巴格肖先生、约翰&iddot;贝奇维斯先生、古德蒙&iddot;伯森先生、大卫&iddot;卡里特先生、艾尔斯&iddot;德&iddot;卡瓦略先生、安东尼&iddot;M.克拉克先生、爱德华&iddot;克罗夫特一莫瑞先生、彼得&iddot;戴维斯先生、伊冯&iddot;哈肯布罗赫小姐、迈尔斯&iddot;哈德菲尔德先生、约翰&iddot;哈里斯先生、卡尔文&iddot;S.哈撒韦先生、约翰&iddot;海沃德先生、特伦斯&iddot;霍奇金森先生、杰弗里&iddot;霍顿一布朗先生、尊贵的艾奥尼迪斯夫人、克劳斯&iddot;兰克海特教授、詹姆士&iddot;利斯一米尔恩先生、利奇菲尔德伯爵夫人、罗伯特&iddot;德&iddot;米绍先生、亨利&iddot;P.麦基尔亨尼先生、乌尔里希&iddot;米德尔多夫教授、克利福德&iddot;马斯格雷夫先生、诺艾列斯子爵、L_G.G.拉姆齐先生、D.斯内尔格罗夫先生、E.施泰因格雷伯博士，以及维托里奥&iddot;维亚莱教授。我还想感谢哈罗德&iddot;阿克顿先生给我建议和鼓励。我要向那些校对了部分磁带录音稿、让我少出现好几处错误和疏漏的人们致以深深的谢意，他们是：道格拉斯&iddot;库珀先生，克里斯托弗&iddot;于塞先生，尼古拉斯&iddot;鲍威尔先生，以及F.J.B.沃森先生。后，我想感谢约翰&iddot;弗莱明先生，是他在本书的各个阶段给我以鼓励和帮助。</p> <p>阿索罗</p> <p>1961年3月</p> <p> </p> <p>后记</p> <p>虽然知识渊博的休&iddot;昂纳本人并不情愿将这部《中国风》纳入“鸿篇巨制”之列，但它那史诗般的恢弘、严谨的考察和细腻的分析，却无疑使它成为中国风研究中特色独具、意义非凡之作。</p> <p>这样一部杰作的翻译工作是异常艰辛的。过去，外国人名和地名的翻译没有统一的规范可循，并非现代通行的规范译名，有的甚至很难同史料和工具书中的信息对应起来。另外，书稿中夹杂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汉语拼音、日语拼音等语言的文字，时不时地还会出现古旧、过时的词汇和有着不同的拼写方式的单词，有的技术术语甚至无法在现代工具书中查阅到。以上这些问题都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p> <p>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译者参考了不少著作、论文、工具书、地图册和史料，并多方咨询各专业专家学者。对于这样一部高难度的论著，译者不求无错，但求少错，以期将因各种因素造成的失误降到低。</p> <p>在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上，译者除了尊重史料上的习惯译法外，还尽可能按照现代通行的人名和地名翻译手册进行了规范。</p> <p>译者在翻译英语之外的外语文字时专门请教了相关专家。如果没有这些专家朋友的帮助，相关译文将无法完成。在此，译者要特别向广州外国语大学法语专家刘波教授致谢。他对译作的顺利完成给予了大量无私的帮助。法语文字，尤其是其中大段大段的法语诗文的翻译，就是刘波教授的功劳。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识积淀传神地传达出原文文字的风采和韵律。</p> <p>这个艰辛的翻译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研究、甄别的过程，也让译者受益匪浅。其中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p> <p> </p> <p>文摘</p> <p> </p> <p> </p> <p> </p> <p>这样的怀疑和难题，并不会困扰针对中国对14世纪纺织品产生的影响开展的研究。这是因为，元朝时期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丝绸仍然在教堂的珍藏品中得以下来。色彩斑斓，饰有粗犷的线条，腾跃着的东方怪兽‐‐许多这样的织物都做成了法衣、十字褡和长袍；而其他的，则可能用作了居家装饰或者个人饰品。一些样品织有伊斯兰图形或者（更加稀罕的还有）东方化了的欧洲主题。这表明，即便是在初期阶段，中国人也很看重出口市场。正当忽必烈汗奠定的鞑靼和平泽被整个亚洲之时，沿着巴杜齐&iddot;彼加洛梯（Balducci Pegolotti）所说的不论昼夜都极为安全的商队路线，这样的材料成捆成捆地从中国运到了中东，又到了欧洲。大量流入的锦缎和刺绣品，质地更加细腻，颜色和图案更加丰富，欧洲的任何产品都无法与其相媲美。它们在赢得赞美的同时也会引发仿制之风，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p> <p>14世纪中期，卢卡（Lucca，即当时欧洲为重要的丝绸工业中心）的织工们都忙着模仿东方的图案。起初，他们地模仿出吐火的龙、欢快的狮子和凤凰。自汉朝以来，它们就蹦蹦跳跳地出现在中国织物上；欧洲人次迷恋上它们已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它们之所以有如此魅力，大概是因为它们带有异国情调，代表了许许多多当时正在传播的故事中所讲述的那个神奇的东方。但是在模仿东方图案的时候，织工们做了细小的变动，改变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终把它们同来自中东的图案和铭文一起，收入了哥特式饰品精美的珍藏品之中。</p> <p>东方的纺织品也影响了相关的刺绣艺术。一件14世纪中期的德国长袍，就以砖形针法绣了中国正方形卷轴上的回格图案（里昂纺织品历史博物馆）。这可是这一时期采用抽象的中国图案的一个很不寻常的例子。这些14世纪的织物大多数已经褪色了，也差不多碎裂了（比起或许估价更高的元朝丝绸碎裂得更为厉害）。</p> <p></p>]